卡西亚的四次哭泣。

第一次哭，是在公园里，周围有聚在一起玩牌的老头，有来来往往的人，她怀着3个多月的身孕和情人见面，为的是求他帮忙介绍一个合适的医生。她带着白色的贝蕾帽，楚楚动人。可是男人毫无办法，只会冷冷的拒绝，他很快就离开了。卡西亚那孤单的在公园长椅上坐着，等待她的是未知的命运，不过这命运肯定是艰苦的。

第二次哭泣的场景比较简短，深夜，在晾满了小孩子尿布的房间里困倦的坚持看了一会书，她利落的带着黄色的头巾，但是止不住的瞌睡点点。在睡前一定得做的是上闹钟，已经是2点了，闹钟却是调的5点半，只有3个半小时的睡眠。关灯，突然又打开，把闹钟提前到5点。有多少事情等待着她呀，疲倦而又孤单的姑娘。重新关了灯，孤零零的饮泣。

第三次的哭多么无可奈何。中年情人趁着妻子不在，请卡西亚到自己家听音乐聊天，音乐恰恰是久违了的<besame mucho>, 突然想起了门铃，情人的妻子回家了，男人慌乱起来，卡西亚反而冷静的给他出主意。但这种尴尬总挥之不去。回到家，女儿长大有自己的生活了，寂寞的夜晚对着镜子难免生出韶光已失的哀伤，沙发床上战栗的背，是黯然的啜泣。

第四次是百回辗转的哀伤，瓦萨消失了8天，那个认识了44小时后就决定要一生与她相伴的男人，心结难启。卡西亚蜷在沙发上，好友和女儿对她的哭泣束手无策。柳德米拉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行动起来。”尼古拉遂只身前往寻找瓦萨。 

要把另一个有故事的男人说清楚也是不容易的，从他一出场就精彩连连。
火车上邂逅，他说出了：“只有军人、领导和未婚女人的眼光是审查性的。”然后，用身上仅剩的钱搭出租车非得送卡西亚回家（也好知道姑娘住哪）。然后两天后到了卡西亚的家里，见了她女儿亚历山大并在餐桌上闲聊似的向卡西亚求婚。他问卡西亚的过往，卡回答：有。但是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他帮忙亚历山大处理男友斗殴之后，亚夸他“有些男子气概”他说只不过做了男人应该做的，就像一个姑娘会洗衣做饭。后来又引出他的人生理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随着大众去追逐名利。然后是尼古拉去找他那段，他颓废的坐在小桌前，桌上早就是一圈空酒瓶了。见了尼古拉也不多话，上来就斟满一大杯白酒（伏特加？），尼古拉也不含糊，举起就喝干了，拿起桌上一个物件放在嘴鼻间又放下（不知是何物）。两人才握手、互相介绍。瓦萨问：“那边天气如何？”尼古拉回答：“从一大早就开始下雨”。瓦萨又转问：“世界形势如何？” 尼古拉回答：“不大好，恐怖分子挟持了飞机。”（谁能想到这是部快30年前的电影呐?）最后，瓦萨在尼古拉的劝解下克服了心理障碍，振作精神回到了卡西亚那里。卡西亚哭红的眼睛带着爱意、希望，感叹到：“我找了你好久啊。”这是本片最后一句话。随后是片尾曲：不能把一切都安排好，莫斯科不是一夜建成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出门旅游，看的是风土人情。厦门颇有旧时风光，如果走在无人的鼓浪屿小路上更是让人忘记身除在哪个时空。不过，记忆犹新的还是遇到的人。住在青年旅舍，自然多是年轻人，正好遇到博研招生，多有外地学子赶来赴考的。遇到三五小老乡，除了乡音之外，更觉家乡年轻人朝气蓬勃，且志向高远，外加行为乖巧，活泼伶俐，在心里称赞不已。较之在鼓浪屿遇到三位自深来的才毕业的年轻人，觉得小老乡们真是秀外惠中。独自出门旅游的人中，熟悉的多是独自娱乐女子，或许厦门这城市真是吸引都市女子多些。

本次遇到的人多有礼且热心，在鼓浪屿找不到路时，有陌生人主动帮忙引至旅舍。同旅舍的朋友也多喜分享旅游乐趣。

回程的火车上坐在俩须发苍白的台湾老兵附近，听他们谈及旧事，及人生际遇：自十多岁离家，与故乡分别至少三十余年，其中个人奋斗，生活机遇，以及伴侣儿孙，让人多生感慨。

 

好的电影是一件艺术，电影制造者是艺术家。
苏格兰电影《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居然是1945年的老片，真是令人惊讶。
好片子总是值得再三回味，有些片子的导演要告诉你一件能够打动你的事情，有的只是为了反应社会中的现实，有些呢象是在电影里和你玩游戏得看许多次才明白里面的机巧等等，我觉得这部片是要和你分享许多美妙的事情。
比如曼妙的魅力，气候及海洋的残酷和奇特，老太太用闪着光的眼神介绍苏格兰舞的聚会（我记忆太差，这种聚会有专有的名词），男士传统的苏格兰裙（专称kilt，一般是翻领外套加kilt，及小腿或更低的羊毛袜加上皮靴，腰上一般都绑有深色小袋子），苏格兰的风光(海边、重山、古旧的城堡等），还有各式人物风情（养鹰的人，打猎的人、爱狗的人，当然也有世故的以及戴大眼睛的爱思考的小女孩，哦对了，还有敢说出心里话的牧牛女），那时人都写漂亮的花式字体，以及当时特有的通讯方式，人物的风度及矜持。也喜欢男主角低沉带点沙哑的嗓音，唉，喜欢这部片子里的东西实在太多。
观影结束后，放了一首非常美的歌，后来问斯文顿，她说是可以引申到古老的诗歌，歌手是Eddie Reader。
今天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穿了绿色的体恤，苏格兰裙，羊毛袜和低帮的靴子，两个金发的小女孩也同样打扮，连现场的摄像师都穿着苏格兰裙!
这个美妙的夜晚用斯文顿分发的一张明信片上的句子做总结最妥贴了：
‘All the noble sntiments of my heart,all its most praiseworthy inpulses-I could gove them free rein, in the midst of this solitary wood’
“我心底蕴藏的 一切高贵的情感 和一切 最值得称颂的内心冲动 在这孤寂的世界 请让我 任它们自由驰骋”

进来在看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空闲中找来《小城之春》看。
这是费穆导演的名片，得到好评无数。看完片，觉得动人，具体好在哪？又觉得非语言和文字能表达清楚，或如一些牛人会看好几遍，然后好在哪，一二三四的列出来，我总是缺乏耐心，所以只打算讲一点粗浅的观后感。
同时代的片看得不多，周玉纹的女声旁白，我觉得象默片时代刚结束，有声电影刚开始那般，在介绍的时候，用女声旁白把事情交待清楚。如果和社会背景结合看来，旧中国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磨难，后方的老百姓，如不为生计奔波，生活是及其压抑。这同许多因素相关，比如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国人缺乏的行动力，社会动荡等等。一段本来讲述情感的故事要以这许多为背景，只在几个场景中通过这四五个人反映出来，相当不容易。
记得娜斯就说过这旧片中的人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算大胆（大概这个意思），眉眼的低垂，眼波的流转，半夜的会面，约会时时而靠近时而远隔，把那个既要按当时社会行为准则当好闲妻，但是又不能舍弃心里那点生活涟漪的人演绎得相当传神。章志忱呢？一边是隔了十年的旧情，一边是多病的老友，他想顺从心，要做点什么，但是后来还是觉得什么都不做，尽早离开的好。至于那个做人家丈夫的，旧时代的少爷，在动乱的年代，完全找不到人生方向，每日以身体虚弱为由，对着断壁残垣兴叹，只能羡慕好友的生机勃勃。烦躁的脾气使得夫妻感情越来越糟，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甚至坐在太太的床上，抚摸了一下枕头也觉得心惊。让人奇怪。
影片的场景很简单，但那残院里的春草倒是让人喜欢。
音乐也很简单，背景音乐几乎没有，只有人物在剧中唱了新疆名歌一朵玫瑰花，还有一曲忘了，看到女主人公难过的返回到屋里，居然没有一点背景音乐，这点留白让人更加与人物一起难受了。
服装嘛，女式旗袍感觉都较宽大，并不十分包身，周玉纹那条镶玫瑰的黑纱巾非常抬色。章志忱的风衣、西服领带以及夹克都感觉比较现代，但是那时西服里的衬衣居然可以束到腰上几乎到胸了，而且西裤也不够妥贴。在泛舟时，卷起的袖子和腕上的手表，衬得人很有肌肉感，比起戴礼言宽大长衫里肯定虚弱的身体，真是有吸引多了。
妹妹脸圆圆的，虽是十六岁，太稚嫩了。或许小城的女学生只有稚嫩一个选择吧。
想到北京也是初春了，过几天就要停了暖气。或许该出去走走了。

一直想看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今天终于看到了，果然不负我一直惦记着它。
老先生的文字相当过瘾，词语虽简单，但是总是忍住了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在阳光下看着这书，实乃人生快事。
我感觉有些部分，可能是口述的，因为写得太生动了，简直眉飞色舞。
他写到：唉 都错过了 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象挂在树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干果 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我为什么总对旧事老人那么感兴趣呢？

转帖自洁尘
按:朋友发来村上春树的这篇演讲.朋友在邮件中说,"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动身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攻击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劝说村上春树不要去以色列，甚至表示如果他去了的话，就会抵制他的书。可是，村上春树还是去了，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一次讲演。以下根据以色列《Haaretz》报上刊登的演讲内容，翻译为中文。"

村上春树演讲正文如下: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理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理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有句著名的话：人只能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意志对人生众多决定有无法忽视的作用。
最近在两部电影中都发现意志闪烁的光芒。
《硬糖》（hard candy）里Ellen Page(对，就是朱诺!)作为一个14岁女孩，但却安排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摧毁了一个冷漠的放荡的无道德的中年男子，她如同复仇女神，策划了一场报复或者说是一场手术，是一场阉刑，却以少女的无知和执着为掩饰，彻底把那个本来以为是羊入了虎口的男人的意志碾得粉碎，最终他在她的游说下自杀了。影片在最后留下几段对话，让这个带些残忍的故事有了个因果，也使本片那种隐隐的乖戾的气氛有了很合理的解释。不过，对于Ellen Page在片中的沉稳、机智以及用招之决真是佩服至极。
《刺杀希特勒》（Valkyrie)里Tom Cruise在完成爆炸计划回到柏林，却发现事先安排的计划没有开始实施。距爆炸已过去三个小时，但没有混乱，没有军队，没有战友的接应，甚至没有任何人给他解释任何事情，他面临的可能是刺杀行动的失败，他及他的家人（有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他的亲戚，他的好友都面临着党卫军的追杀。但是他的意志还在，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到底。把整个计划进行到底。因为如果崩溃，那一切的一切只能向最糟的情况发展。影片最后，他如同历史所述被枪毙了，死前他劝慰他的上级：看着他们的眼睛。因为这种死是为了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可以让人忽略所有的磨难。
就是强硬的意志！